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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横栏镇20亿产值多报3倍被指系政府一

2019-01-31 23:30:36

广东横栏镇20亿产值多报3倍 被指系政府一手包办

广东横栏镇统计造假是政府“一手包办”

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近来因政府一手炮制注水数据一举成名。

近日,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室对群众举报的广东中山市横栏镇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等问题进行了核查,被抽查的71家工业企业共22.2亿元的工业总产值竟被该地政府虚报为85.1亿元,多报了三倍,令外界感到触目惊心。

政府“包办”假企业、假数据

国家统计局调查发现,横栏镇不仅数据是假的,连填报企业也是由当地政府一手“包办”。

2012年,国家统计局实行“四大工程”联直报制度,要求所有的规模以上企业先进入企业名录库,由名录企业独立向国家统计局上报经营数据,斩断以往数据上报的中间环节被地方政府造假的可能。

由于中间环节造假被堵,横栏镇就在数据源头——企业身上做起了文章。

2012年,横栏镇纳入联直报的工业企业有249家。经统计部门抽查其中的73家企业发现,有38家企业实际属于规模以下工业企业,19家企业已经停产、搬迁或注销。

除了联直报企业名录不实外,横栏镇纳入联直报的绝大部分工业企业统计数据是由横栏镇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挂统计办公室牌子,下称“经科局”)工作人员在办公室里,先编造出每个企业的虚假数据,然后以每个企业的名义采用拨号上方式将虚假数据填入企业调查表并上报。

国家统计局核查了该镇71家工业企业后发现,经科局编报2012年年报工业总产值85.1亿元,初步核实为22.2亿元,虚报62.9亿元。

此前,国家统计局曾相继曝光了三起数据造假案件。在重庆永川、山西河津、甘肃玉门三起案件中,只是间接干预企业填报,但像横栏镇这样“亲自动手”的作假手段还是第一起。

虚报数据超过去年工业增加额

虽然国家统计局没有披露地方数据造假的具体原因,但横栏镇一些经济数据或许能让人窥见其中秘密

广东横栏镇20亿产值多报3倍被指系政府一

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中山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横栏地理位置很好,交通四通八达,经济在中山市18个镇里排名靠前。

与中山市大多数镇区一样,横栏也是以工业为核心。在当地茂辉工业区、永兴工业区崛起后,2600多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招商引资中落户横栏,灯饰、五金、电器等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横栏镇政府站里的一则显示,横栏镇政府曾与其他四个镇一同获得中山市2006年度工业增长突出贡献奖。

按照该镇政府站统计数据栏目公布的信息,早在2009年,横栏镇的工业产值约158亿元,2012年已达281.9亿元,三年年均增速约为21.3%。但若按其2011年工业总产值239.3亿元计算,2012年增速为17.83%,相比以往,工业增速出现下滑迹象。

此外,此次查处的虚报62.9亿元已经超过了2012年当地工业总产值增加额42.6亿元。这意味着,如果不算虚报部分,横栏当年工业发展形势可能会出现反转。

政绩魔咒引发造假

对于当地的统计造假,横栏镇有关领导并非不知情。

国家统计局检查发现,横栏镇有关领导于2012年5、6月间已知悉联直报企业名录不实、编造虚假数据和代填代报企业统计数据等问题,但一直未予制止、纠正和处理。这也再次警示“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地方歪风已是积重难返,而根源在于政绩考核体制问题还难以突破。

根据监察部、人社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地方领导人员对本地区严重失实的统计数据,应当发现而未发现或者发现后不予纠正,最高可以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目前,横栏镇已经展开整改,有关地方和部门正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统计局的要求,认真落实对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工作。

据了解,5月23~24日,广东省统计局局长幸晓维也专程到中山调研检查联直报工作,明确要求当地统计部门督促镇区依法统计,督促企业依法如实上报统计数据。

垂直监管缺失

横栏镇造假之所以成为可能,另一个原因在于统计垂直管理制度和基层统计基础的薄弱。

十年前,中国乡镇一级没有单列的统计机构,基层数据搜集难度很大。如今,虽然建立了统计办公室,但发现,横栏镇的统计办公室挂牌在镇经科局。不仅是横栏镇,中山还有多个乡镇也将统计职能放在经科局内,让地方政府控制数据变得异常容易。

即便设置了更为健全的统计部门,地方仍有可能修改数据。在去年发现的山西河津案例中,隶属于地方政府的河津市统计局个别工作人员就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某些企业发送数据资料,要求企业按此数据上报送,结果造成多个企业数据严重虚报。

在此前的统计垂直管理改革中,国家统计局地方调查队已经从地方统计局中独立出来,但政府统计职能大部分仍留在地方政府自身手中。地方的统计人员人事、薪酬都由地方领导决定,因此很难拒绝地方政府数据调整的要求,从而变成造假共犯。

统计机构垂直管理是国际通行的一般做法。我国《统计法》修订时,统一垂直管理曾被学界提及,但一直停留在学界研讨阶段。

业内人士认为,中央和政府对数据的需求不同,中央调控更重视数据大面,而地方管理则看重微观信息,如何让统计更为独立又适应两级政府的需求,考验着政府改革决心和政策水平,大有文章可做。

福建某乡镇工作人员肖华(化名)告诉《第一财经》,做数据分两种,一种叫“调度”,另一种是真正的“作假”。

所谓调度,就是把高的数据“挪用”到低的那边去。肖华说,每个季度,从省、市、县、乡、镇,一级一级下来要开经济分析会,在这个会上,各乡镇按照上季度的经济增长情况来排名次,类似于考试的成绩单,而这份成绩单中,GDP和财政收入等经济数据是最重要的参考对象。

在经济分析会前,有个专门的调度会。因为每年的经济增长是有计划的,围绕增长目标每个季度又会有相应的计划,如果哪个季度情况不太好,就会把其他季度的数据挪过来一点。比如,每年的一季度通常因为有春节,项目开工少,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较少,这时候就要在上年度第四季度时“留点底”,少报一点,留待下年第一季度上报。

相比于这种数据的挪用,另一种真正的“作假”,则是让经济数据无中生有。

肖华告诉本报,经济数据中除了财政收入难以造假,固定资产投资、GDP都可造假。

他说,每个乡镇都有专门的统计员,差不多是专职的数据作假员。做假数据时,通常要配套把企业的底账做到位,为此他们经常需要模仿企业的签名,甚至连企业的印章都能模仿。

肖华透露,目前企业的经济数据都是通过联自己直报上去的。乡镇为了排名好看,就会去求企业多报一点,但是企业多报就有多缴税的风险,所以企业会要求乡镇写保证书,保证上报的企业经济数据和应缴纳的税收之间无关。“尽管这种保证书一点法律效力都没有,但大家还是这么做。”

每个乡镇都有两套表,一套表专门应对经济统计,另一套表则是企业真实的纳税情况。“现在国家在推一套表制度,但企业和乡镇各自的小算盘实在难以平衡。”肖华说。

广东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士也向本报透露,平时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等项目企业都是乱填的,“企业的财务人员一般都不清楚这些概念,更别说算出准确的工业总产值了。”企业不会填,就请会计师事务所帮忙,而会计师事务所通常也嫌麻烦,有时候也不会细算,就自己乱填。

“这是公开的秘密,经济数据里,除了财政收入,其他都是水母。”肖华解释,水母的意思就是90%都是水分。而财政收入也并非不能操作,比如,预算内收入“不好看”了,就把预算外收入中的一部分通过某种操作方式变为预算内收入。

每年的数据具体要做多少,要按照需求来。“今年报得太多了明年怎么办?每年都要往上涨。因此,数据只能适度的做,给自己和竞争对手留有余地。”肖华无奈地笑笑说。

除了经济数据,本报了解到,其他领域也存在作假情况。公安系统一名工作人员向本报透露,破案率、刑事犯罪率等都可以操作。比如某市公安局要求今年刑事案件立案数不能超过某个数字,原本的一些刑事案件就会被人为“洗白”。

国家统计局14日在其官方站曝光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在工业企业统计上弄虚作假。经核查当地71家工业企业发现,经科局编报2012年年报工业总产值85.1亿元,初步核实为22.2亿元,虚报62.9亿元。这种疯狂的造假并不鲜见,此前也有媒体称某县级工业园号称产值高达76亿多元,实际不过19亿元,园区大片土地荒芜、企业厂房闲置。

不断曝光的案例说明新型“浮夸风”在全国有一定的市场,亟须严厉的惩处机制,包括追求统计造假官员刑事来防止造假之风蔓延。在历史上,数据造假导致国家决策和建设重大失误近在眼前,作为“前车之鉴”,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后重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才奠定当下中国经济与社会繁荣的基础。

所以,面对个别基层政府的数据造假,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其危害甚至大于个别官员的贪腐。如果官员因造假没有被处罚,或者反而提拔任用,那么这会造成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即“劣币驱逐良币”。从一个镇到一个乡,从一个县到一个市,这种情形蔓延不仅会让政府威信一落千丈,国家和社会建设也将蒙受巨大损失。

现在,国家统计局曝光这些乱象,当然是寄希望于它的警示效应。不过,在我们看来,这还只是解决统计造假的第一步,此后还要加强三方面的建设,才有可能遏制这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

首先,统计应该采取科学的方法,利用络技术,搭建一个防范数据造假的监测系统。现在采取企业数据联直报是个好办法,将原始数据通过互联直接报送全国统一的数据中心,实现各级统计机构同步接收、审核和共享原始数据。但是其覆盖面还是有欠缺,在一些地方是否采取联直报还是有很大的暗箱操作空间。

另外,数据的审核也还有可以完善的地方,比如将各主要数据指标设定某种关联,互相印证检验,就像横栏镇的工业产值要虚报3倍左右,那也就意味着其用电量或者能耗也要有3倍,否则这么严重的数据异常就应该能自动识别。同时,工业产值虚报或许容易,但是地方财政收入要虚增则不太可能,因为没法“造出”真金白银,这也可以增加关联。在技术手段提醒异常后,再增加人力对其复核,这样就更有针对性地打击造假。

其次,统计还应该吸纳民主的办法:一是在不涉密的情况下,及时和普遍公开统计数据,接受公众的监督;二是对举报统计造假予以重奖,统计数据可能涉及的专业复杂,也可能是少部分人知情的事,但应该相信群众的觉悟,只要做到严格保护举报人,同时给予适当的激励条件,这才会让统计造假陷入“人民战争”中不战自溃。

其三,统计还要用法律的办法,严惩造假。政府可能决策犯错,但绝不能撒谎,统计造假就是对上级和公众撒谎,这是不能原谅的错误。只有严查才能消除造假的侥幸心理,只有重罚才能遏制造假的群起效仿。

对此,我们可以参照上市公司业绩造假案件。最近万福生科造假被处以“史上最严处罚”,细究其造假行为,“虚增营业收入1.88亿元,虚增营业成本1.46亿元,虚增净利润4023.16万元”。相比横栏镇将22.2亿元的产值虚报3倍,达到85.1亿元,前者可谓“小巫见大巫”。

两者不仅严重程度难以相提并论,相关惩处也有着不相称的对应。大量像基层政府这样的统计数据造假,其在制度上通常是要求整改,严重一点加上“通报”、“警告”、“处分”。在现实中,这种被落实的就更加轻微,甚至不了了之,至于追究刑责则鲜有耳闻。而最近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给予严惩:负责人终身证券市场禁入、保荐机构被暂停3个月保荐资格,还有数千万元的罚款和没收收入,尤其是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这不仅获得了市场的好评,同时也为重树股市信任打下基础。所以,面对统计数据造假,就应该借鉴上市公司的严惩机制,这样才可能重拾信任。

最后,我们也应该改进当前干部考核机制。“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种现象在官场屡见不鲜,也正是这个潜规则让不少基层政府热衷于统计造假。而缺乏对统计造假的严惩,也导致造假的叠加,形成历史的循环,前任官员造假没有查处,续任官员只好“假上增假”,直到数据严重失真,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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